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的表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企业所具有的问题和表现出的现象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为此,理论界呼吁建立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尽管建立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本文从“理解中国情境或中国经验”、“反思并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构建核心母语概念”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以对学界的相关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本土管理理论 中国情境 母语概念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日益提高,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管理问题和管理理论。自1998年始,成思危(1998)就提出了要加强对“我国管理科学的现状”进行研究的问题。200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强调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此后,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显著增多,这些成果既包括了对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整理和解读(王学秀,2008),也包括了运用实证方法对中国企业问题进行的研究。与此同时,对于建立中国本土的管理理论(或中国管理学)的呼声也日益增高,而且就这一问题的解答也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建立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前提性条件,学术界鲜有研究,本文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理解中国情境或中国经验
由于管理学学科属性的限制和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Paul Griseri,2006)使得管理学者越来越意识到,管理领域中的研究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Rosenzweig,1994;Rosseau&Fried,2001)。这种普遍性不足或者缺失,其原因则在于管理研究的对象更多的是依赖于管理问题或管理现象发生的情境(Cheng,1994;Child,2000)。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企业的日益壮大,国民经济的强劲发展,使得具有中国特色的“情境”化因素越来越突出,如何从各种带有文化差异的情境对管理学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答,也就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必然(林娜,1986;李琪,1999;Susan C. Schnei-deret al,2002;Malcolm Warneret al,2004;Hofstede, 1990;Josh Hammondet al, 1996;Sackmann S. A., 1997; M. J. Fosteret al,1999;Erik H. Schlieet al, 2000;徐淑英,张志学,2005)。因此,为了避免出现“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误用”和更好地对在中国发生的管理问题进行研究,运用西方实证研究方法和理论基本假设对“中国情境下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
但是笔者发现,尽管对中国情境下问题的研究增多了,而对“中国情境”(或中国经验)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却并没有相应地得到深入的探讨。从事管理理论研究的学者和管理实践的管理者都知道“中国情境”这个概念,但是却并没有明确这个概念具体是指什么,也没有回答究竟什么样的特点、什么样的现象才称得上是中国情境因素。有些研究仅仅提到中国情境,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界定中国情境的指涉,更有一些研究将情境因素视做理所当然而不予以重视(徐淑英,张志学,2005)。在实际的研究中,如果不能清楚的理解中国情境的内涵,那么就很难说清楚哪些管理现象和管理问题是中国独有的,哪些理论是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所以,对此概念的理解直接关系到“中国管理理论”或“中国式管理”这个理论命题的真伪。笔者认为,对于中国情境的理解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借鉴国际研究经验以界定中国情境的理论内涵
国际管理研究中,从宏观角度界定的情境化主要强调对国家特征的描述,这些特征包括文化、经济等方面,在具体的研究中将国家特征或者背景当作自变量或者调节变量来予以体现(徐淑英,张志学,2005)。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情境应该是指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现实环境。依据具体研究内容的不同,发展过程可以具体分为不同的阶段;文化可以划分为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组织层面的文化和个体层面的文化等不同维度。
(二)动态理解中国情境且保持对中国情境的反思
由于自身发展经历的特殊性,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在各个层面都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情境的内涵也在发生着演变。所以,中国情境不应该是一个固化的、绝对抽象的经书式的概念,而应当是能够反映中国社会的或者人的生活践行本身(费孝通,1996)。因此,基于中国情境概念所具有的动态性的特点,就要求研究者能够做到动态的理解中国情境,在研究时做到清晰而准确的把握当下中国情境是什么,此时的情境与以往有哪些不同,具有哪些独特的特点。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在进行大范围管理研究的同时,也时刻保持着对管理自身研究的反思。比如管理研究方法论(Paul Griseri,2006)、组织文化方面 (Kilmann, R. H.et al,1985),战略方面(Hey Mintzberg,1995,2005)等。国外学者在这些理论层面的反思,既体现出他们对现实管理实践变化的关注,也体现出他们对理论概念的谨慎态度。西方学者的这种做法的启示是,在运用中国情境概念进行中国式管理研究的同时,对这个概念的应用要适度,防止研究中出现中国情境概念的滥用和“过度情境化”。
反思并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
根据卡尔.M.范米特(1995)的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彼此间存在分歧,但是定性的和定量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学两种根本的方法论。目前,这两种源自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管理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这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地位在管理学领域尤为突出。相对于西方的管理学研究来说,中国的管理学研究方法还存在不足,比如目前的一些研究仍然单纯采用所谓“思辨”的方法,从而导致相当部分研究成果不能得到国际认可(谭劲松,2007)。这其中既涉及对于研究方法理解层面的问题,也涉及对于研究方法应用层面的问题。
西方的管理学者强调定量研究方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渊源。19世纪30年代由法国学者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哲学,后来演变为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体系。实证哲学为作为研究方法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哲学支撑,它们都强调感觉、经验、观察在认识活动中的重要性。因此从根本上讲,定量的研究方法与其强调实证的研究传统息息相关(Scott R. Herriott, 2001)。但是,随着定量的研究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有学者也认识到单纯定量研究方法的局限(David Knightset al,1997)。可见,西方学术界对于研究方法采取了应用与反思并重的态度。而相对于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可以发现强调“应用和接轨”的过多,主张对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很少。这就使得现实的研究中出现过多的“数学模型/推理”而“演绎出的——往往是反经验或与经验无涉的”所谓“管理科学知识”(罗纪宁,2005;韩巍,2005)。
从这个意义上看,有必要对当前所应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从实证的研究方法自身来看,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某些实证研究方法本身是否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这也就意味着,现在所提倡的某些研究方法是否适用于中国情境下的问题研究。以实证研究中所广泛采用的抽样研究方法为例,在一个处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如西方国家)运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对个体进行研究,和在一个不断转型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如中国),运用同样的方法对个体进行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是否会产生差别?如果动态社会情境下样本本身的变异程度较大,那么对于研究的问题而言,其结果的效度会有多大?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会直接影响研究方法的适用性。因此,在现有的抽样研究中,有必要涉及对抽查样本背后所起支撑作用的情境进行考察,并有必要说明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适用于所要研究问题的原因。
从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来看,在强调定量的研究方法的同时,有必要加强对定性研究方法的重视。定性研究方法是一种对社会现象进行探究的方式,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Clandinin & Connelly,2000;Moustakas,1994;Strauss & Corbin,1990,1998;Walcott,1990;Stake,1995)。但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界目前对这种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和运作机制还缺乏研究。如从定性方法的内涵看,似乎非定量研究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划分至“定性”的名下,如哲学思辨、个人见解、对策解释等(陈向明,2000)。这种理论层面的忽视和误解使得现实中定性研究方法在管理学领域中得到运用并不多见,这也间接导致了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中过度重视定量研究方法。
构建中国管理理论,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支撑和保障,只有选择了适当的研究方法才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理论的规范性。因此,需要管理学者一方面对已经熟练掌握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对其它的研究方法进行尝试和应用,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比较和甄别。
构建核心母语概念
由于我国管理学研究起步较晚,因此在现有的研究中不仅存在研究方法按照西方的复制,在研究的理论层面上,也有相当多的概念是从西方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中复制而来,诸如“产权”、“治理结构”、“核心竞争力”、“流程再造”、“愿景”、ERP(企业资源规划)、“学习型组织”等概念。这些引进的概念一方面使得研究人员成为了概念的应用者和再阐释者;另一方面,也使“很多组织的管理者都已经被武装成现代西方管理学术语的熟练操作者”(韩巍,2003)。诚然,如果这些借鉴来的概念能够对中国管理中的问题和现象进行准确的界定和描述,便于理论的研究和现实的应用,那么这种复制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或者局限于此,是否就能构建起中国本土的管理理论呢?在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实践活动是否就一定符合外来概念的内涵?这是值得进一步追问和深思的问题。如前文所述,如果中国情境是一个具有地域化、特殊化的理论背景,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逻辑上就一定会有一些特殊现象和问题是现有理论概念所不能界定和描述的。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在这个方面已有学者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营销管理界的卢泰宏提出了“转型时期中国营销的十大特征”(卢泰宏, 2004),组织行为领域的孙乃纪提出了“义家族”,席酉民的“和谐管理”等。这些概念的提出摆脱了西方管理理论的基本概念,重视对中国本土管理的研究和解读,以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形式建立起适应中国情境的核心概念。这些都表明,运用母语来提出管理学领域具有中国特点的概念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本文认为,虽然概念的提出并不能意味着构建理论的最终成功,但是对于建构中国本土的管理理论来说,用母语建立核心概念应是其首要的一步。为此,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者应该尝试用母语—汉语来根据中国情境下的实际情况进行核心概念的创新,从而体现出研究的本土性,体现出所有构建理论的中国特点。
参考文献:
1.成思危.管理科学的现状与展望[J].管理科学学报,1998,1(1)
2.王学秀.“管理学在中国”研究:概念、问题与方向.管理学报,2008.5
3.李琪.欧洲管理学者看中西企业文化差异[J].改革,1999(2)
4.林娜.中日美三国企业管理差异的社会文化渊源[J].管理世界,1986(6)
5.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6.罗纪宁.创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基本问题之管见[J].管理学报,2005,2(1)
7.孙乃纪.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中的“义家族”现象分析[J].东北亚论坛,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