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孙伟建议：因地制宜推广健康城市建设，加强公众健康素养培育，大力推进健康老龄化。
孙伟代表表示，健康城市是应对城市病、提高居民健康水平的经济有效之策。有必要将健康城市纳入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范围，实施本土化理论创新和政策研究，强化保障机制、建立可持续建设模式，将城市建设成为居民健康生活、愉悦生命的现实空间。当前，我国公众健康素养水平较低，严重影响到全民健康状况改善。要着重补齐健康知识短板，培育公众健康素养，引导公众树立正确健康观、养成健康行为、提高维护健康能力，为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奠定基础。老年人口长寿不健康的矛盾，造成我国实际老年抚养比高、医疗卫生资源消耗大，增加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成本，因此必须树立健康老龄化理念，实施全民健康促进战略，推进全民终身健康，提高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实现低成本应对人口老龄化。
因地制宜推广健康城市建设
孙伟代表指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健康城市是由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健康社会有机结合发展的整体。通过完善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改进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健康服务，全面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满足居民健康需求，实现城市建设与居民健康协调发展。健康城市建设秉承预防为主、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方针，将“以病人治疗为中心”转变为“以健康促进为中心”，实现居民全生命周期、全过程健康管理，可以较低的成本预防和减少疾病，节约大量医疗支出，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健康中国”之路。推进健康城市建设，可充分發挥我国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文化优势，通过有效的社会动员，凝聚政府、居民和社会机构多方力量，形成有效的环境支持和健康服务体系，营造由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健康社会有机组成并协调发展的统一体。
我国健康城市建设工作开展时间较短、国家层面尚未形成完备的政策文件和法律规定，相关部门还未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健康城市建设还局限在个别地方，工作内容集中在公共卫生领域，公众知晓率和接受程度还不高。孙伟代表建议，加快提升城市居民健康水平，宜加快推广健康城市建设，将“健康中国”的目标转化为健康城市的指标，成为有抓手、可考量的具体工作。
第一，实施健康城市“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政策研究。一是促进理论创新。健康城市的概念和标准是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有些内容需要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本地化研究，宜组织专家对健康城市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况、城市化建设实际、居民健康及疾病流行特点，阐述我国健康城市建设的内涵、外延、重要意义、各阶段建设的重点领域和重要任务等。二是深化政策研究。可支持有关部门在现有健康城市建设政策框架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健康城市建设规划指导意见、健康社区、健康单位、健康家庭等健康“细胞”工程建设指导规范，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健康城市建设指标和评价体系框架。三是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及时总结我国健康城市试点建设经验，将试点经验上升为可推广、可复制的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的有效模式，并适时在国际上进行交流和推广，助力提高我国在医疗卫生健康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二，强化健康城市建设的保障机制。一是政策保障。可将健康城市建设纳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范围，与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等同步规划、同步建设。要求各地落实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策略，编制健康城市发展规划，促进健康政策与城市规划、市政建设、道路交通、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有效衔接。二是组织保障。健康城市建设需要政府、社会、个人3方共同参与，宜坚持共建共享原则，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优势，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责任和考核机制，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地见效。三是资金保障。宜建立改革试点专项补助资金，鼓励地方开展健康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可允许地方政府发行金融专项债券，重点用于改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饮用水安全管理等相关工程设施建设；宜放开市场、放宽准入，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健康城市项目建设，保护其合法权益，给社会资本吃上“定心丸”。
第三，建立健康城市可持续建设的工作模式。在建设思路上，健康城市建设不宜局限于中央定标准、地方创建挂牌的传统工作模式，而应将其定位为城市建设不断完善、居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的持续进程。在具体实施上，我国各个城市具有明显差异性，健康城市建设规划不宜一刀切，可允许各地根据当地居民健康现状与需求和城市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健康城市建设规划和建设标准，自主选择优先建设领域和重点建设任务。在监测评估上，国家可定期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健康城市建设效果评价，对各地建设成果实施纵向和横向比较，据此研究制定综合评价和排名办法，激励各地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发现新问题、不断调整优化工作方向，找到适合当地的健康城市建设之路。
加强公众健康素养培育
孙伟代表指出，提高公众健康素养，是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但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整体较低。2008年，我国首次开展城乡居民健康素养调查，通过了解其基本健康知识、健康理念、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6.5%。这表明，每100人中具备基本健康素养的还不到7人。近年来相关部门研究并实施健康教育和系列干预措施，公众健康素养水平有所提升，但成效不明显，2012年至2014年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8.8%、9.5%、9.8%。
孙伟代表总结说，公众健康素养水平较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必要的健康知识。调查显示，城乡居民缺乏保护健康所需要的基本医疗知识、药品保存使用知识、传染病预防等卫生知识；很多居民不具备基本养生保健常识，也不知道如何预防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常见慢性病发生；公众急救知识普遍匮乏，遇到灾害、急危重症、意外伤害时，不能有效开展现场自救和互救，有的人还因不了解基本急救知识、对伤者搬运不当而造成“二次伤害”。二是健康观念不甚科学。很多人因工作忙、时间紧、压力大而透支身体，注重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均衡发展，不愿面对、不肯承认心理疾患，直至病情恶化、酿成惨剧；很多人对生命、疾病、死亡等没有正确认识，对现代医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只要钱花到，啥病都能好”，盲目追求昂贵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一旦疗效不佳则产生巨大心理落差，由此产生不满、猜疑甚至极端情绪，进而诱发暴力伤医行为。三是生活方式与行为不健康。监测结果显示，我国仅有11.2%的居民能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很多居民有吸烟酗酒、经常熬夜、久坐不动、长期缺乏体育锻炼、营养失衡、药物依赖等不良生活习惯，成为诱发慢性病甚至猝死的主要危险因素。四是健康知识普及率较低。当前，有些地方广播、电视、网络充斥各种“健康知识”“保健观点”“养生窍门”，一些居民不能正确理解、甄别对自己有用的健康信息，对一些信口开河、随意颠覆科学常识的说法信以为真，甚至轻信盲从各种谣言。
针对以上情况，孙伟代表给出了具体建议：
第一，营造重视和保护健康的社会氛围，创造支持性政策环境。全面落实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策略，确定大健康、大卫生工作理念，将健康相关内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之中，作为政策出台的重要前置评估因素；推进健康促进立法，建立多部门协调一致、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健康促进工作模式，将公众健康素养水平作为衡量卫生工作成效的关键指标。树立正确健康观，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健康社区、健康单位、健康家庭建设活动，发挥功能单位对个人的示范和辐射效应，促进全社会关注健康、重视健康；鼓励和支持健康文化产业发展，利用各种大众媒介传播正确健康观，倡导“每个人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将健康观纳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社会规范，使科学的健康理念渗透到千家万户；研究编写健康观教育读本、宣传材料，重点在学校和医院进行宣传，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生命、疾病、死亡，了解现代医学的局限性，形成敬畏生命、尊重医学和医务人员的社会风尚。
第二，补齐公众健康知识短板。一是建立覆盖全民的健康素养监测网络，定期开展健康素养监测和评价，明确公众健康知识的薄弱点和薄弱人群，有针对性地向农村和中西部等重点地区以及青少年、老年人、文化程度较低等重点人群推送健康知识。二是实施全民健康素养知识集中提升行动计划，要求医院向患者及其家属普及合理用药和科学就医知识，要求公共卫生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城乡居民普及慢性病防控、传染病预防、安全与急救、心理调适等知识。三是建立权威的健康信息发布平台，对公众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健康问题提供权威解答；优化12320卫生热线，建立公益性健康信息查询网站；开发手机APP软件，提供专家实时应答功能，方便公众查询和获取正确的健康知识。
第三，促进公众形成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定期对城乡居民生活方式和行为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据此研究将公众健康知识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方法、策略、工作重点；实施健康中国行、相约健康社区行、健康巡讲等全民健康促进活动，每年可选择一个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作为主题，广泛动员城乡居民关注、参加健康促进活动，在活动中自觉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深入开展行为干预方式和适宜技术研究，探索和创新健康教育方式方法，推广各地健康促进的成功经验，优化专业人员技能，有效引导居民形成健康行为习惯。
第四，提升公众维护和促进健康能力。可将健康素养能力培养列入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助力提高城乡居民维护健康的能力；开设健康素养能力培训课程，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方式免费提供给公众，同步开发健康素养能力自我指导和评估工具，助力公众精准获取、理解、甄别和评估健康信息，正确运用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作出正确的健康决策。同时，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支持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馆建设，并鼓励其向社会开放，加强群众身边的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为居民强身健体、促进健康奠定基础条件；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研究和推广适宜于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状况的群众体育健身活动，支持全民健身组织发展，培养健身人才，向城乡居民传授养生保健、体育健身方法，促使公众具备养生、健身的技能和习惯。
大力推进健康老龄化
目前，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超过75岁，到2050年预计将达80岁。但是，我国老年人口长寿不健康的现象也比较突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49个高收入国家人均健康寿命为70岁，而我国只有66岁；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身体健康的比例超过60%，而我国只有43%左右；我国老年人口的年龄标准是60岁，比发达国家低5岁。在老龄化水平相同的情况下，我国老年社会参与低，实际老年抚养比高，老龄化带来的困难和问题更突出，将可能成为世界上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国家。
孙伟代表介绍说，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偏低，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经济社会成本。老年人患病率、失能率、死亡率高，患病后的治疗、失能后的照护以及死亡前的临终关怀等费用开支大，人均医疗费是国民平均医疗费用的2至3倍。2003年以来，我国老年人口失能率增加了6个多百分点，失能老年人已达3000多万；到老龄化高峰时期，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将接近1亿人，老年照料和护理服务面临极大压力。未来40年，我国老年人慢性病患病例数将由2015年的1.3亿例，增长到2050年的3亿例，就诊人次数将由当前的16亿人次，增长到2050年的36.8亿人次；老年人口疾病经济负担占GDP的比重，将由当前的2%提升到2050年的5%，社会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和疾病经济负担将大幅增加。此外，人口老龄化造成医疗保险缴费人群相对缩小，筹资能力下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将面临收支失衡风险。
老年人口健康水平偏低，加剧了卫生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医疗、轻预防的现象突出，健康管理和疾病預防资源普遍不足，难以发挥疾病防控在减少疾病发生、减轻疾病经济负担、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我国的老年卫生保健体系尚未形成，老年医疗机构尤其是老年病综合医院十分缺乏，多数医院未设老年病科，老年病防治专业人才匮乏。我国老年护理事业发展滞后，现有的养老机构大多不具备医疗护理功能，失能老年人的护理服务大多由医院提供，占用了大量公共医疗卫生资源，也加大了医疗保险制度运行压力。
鉴于上述问题，孙伟代表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实施预防为主的健康促进战略。加强健康投入，动员全社会力量，构建预防为主的健康支持体系，完善健康的公共政策和支持性环境，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终身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知识，开展健康运动，增强人们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倡导有益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促进全民健康素质提高。
第二，发展老年医疗保健事业。加强老年群体健康管理，积极开展老年疾病预防工作，加强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医院、老年康复医院和老年病科建设，建立个人预防、医院治疗、居家护理相结合，以老年医疗保健机构为龙头，基层卫生组织为基础、其他医疗卫生机构为支撑的老年医疗保健服务网络。
第三，发展老年护理事业。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构建与之相配套的老年长期护理服务体系，重点发展居家老年护理服务，推进医养结合，鼓励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开设或转型为医护型养老机构，发展社区健康养老服务，促进医疗卫生资源和养老服务资源在社区和居家层面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