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采用问卷调查，选取了617名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研究初中生家庭亲子沟通对应对方式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亲子沟通中参与倾向性、情感需要、轻松感、积极倾听、理解和开放的表达6个因子都与性别存在显著的相关；在对青少年男女性别、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的相关分析中发现，问题应对、情绪应对都与性别存在显著相关。②亲子沟通中的参与倾向性、情感需要、轻松感、支配需要、理解、积极倾听、和开放的表达7个因子都与问题应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亲子沟通中的参与倾向性、轻松感、积极倾听、理解和开放的表达5个因子都与情绪应对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沟通灵活性与情绪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③亲子沟通的4各因子：参与倾向性、轻松感、理解和开放的表达依次进入问题应对的回归方程，解释问题应对变异的29%；亲子沟通的5个因子：参与倾向性、轻松感、积极倾听、沟通灵活性和开放的表达依次进入情绪应对的回归方程，解释问题应对变异的27%。研究表明，青少年亲子沟通对应对方式有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 亲子沟通；应对方式；青少年
一、问题提出
亲子沟通是基于亲子关系基础上的亲子双方的互动过程，也是影响亲子双方的内在作用机制之一[1]。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青少年面临怠剧的社会时代变化，产生心理困惑和矛盾的概率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高，通过社区、学校、家庭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势在必行，其中家庭尤其是父母对青少年学生心理发展有重要影响。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往往是以亲子关系为纽带，以亲子沟通为途径实现的。因此，研究青少年亲子沟通也就成为心理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初中生亲子沟通现状并不理想，存在沟通频率低且质量差的现象，这严重影响了一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2]。
应对方式是指典型的习惯性的解决问题方式的倾向，也可以被认为是应对一系列广泛的应激源过程中，人们通常使用的策略或方法；影响应对方式的因素有人格特质、认知评价、自我概念、情绪状态、社会支持、年龄和性别等[3]。有研究表明[4]：个体在高应激状态下，若缺乏支持和良好的应对方式，则心理损害的危险度可达43.3%，为普通人群危险度的两倍以上。Vitaliano认为良好的应对方式有助于维持心理平衡，保护心理健康。反之，不良的应对方式不仅不能缓解压力，反而会加重压力的负面影响[5]。张虹等人的研究也发现，问题解决、求助及合理化等应付策略比自责、退避与发泄等对人的心理健康更有积极的调节作用[6]。
青少年处于“狂风暴雨期”，情绪情感较为丰富，容易过于激动而导致不良后果，从而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家庭环境通过亲子沟通为青少年心理发展提供帮助，青少年良好的家庭亲子沟通可能有助于青少年良好应对方式的形成。目前我国对农村青少年的亲子沟通和应对方式及其两者关系的研究还较少见。
二、方法
1、被试。随机选取梅州地区的九所中学共发放问卷800份，有效回收问卷617份。其中男生298人，女生319人。
2、研究工具。第一，亲子沟通。采用西南师范大学张峰等人编制的“青少年亲子沟通心理量表”（PACT问卷），该量表共37题，其中测谎题4题。该量表由八因素构成，包括：参与倾向性、情感需要、轻松感、支配需要、理解、积极倾听、沟通灵活性与开放的表达，8个cronbach’a因素的系数分别为0.872、0.805、0.780、0.833、0.710、0.625、0.773、0.650，动力维度和能力维度总的cronbach’a因素系数分别为0.907、0.784，该问卷总cronbach’a系数为0.932。量表采用五点计分法，即“完全不符合”记1分，“大部分不符合”记2分，“不确定”记3分，“大部分符合”记4分，“完全符合”记5分。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认为自己与父母的沟通越好。第二，应对方式量表。采用由陈树林编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共36个条目，采用四点计分形式，各条目均为1-4评分，从“不采用”到“经常采用”。分属指向问题和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前者包含问题解决、寻求社会支持、积极合理化三个因子，后者包含忍耐、逃避、发泄情绪、幻想否认四个因子。7个cronbach’a因素的系数分别为0.803、0.811、0.795、0.823、0.821、0.853、0.810，指向问题和指向情绪的应对方式cronbach’a因素系数分别为0.895、0.887，该问卷总cronbach’a系数系数为0.922，重测信度系数为0.890，显示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此外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3、数据处理。使用SPSS17.0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三、结果
1、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在对青少年男女性别和亲子沟通各个因子相关分析中发现，参与倾向性、情感需要、轻松感、积极倾听、理解和开放的表达6个因子都与性别存在显著的相关；在对青少年男女性别、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的相关分析中发现，问题应对、情绪应对都与性别存在显著相关。
而亲子沟通与问题应对、情绪应对的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亲子沟通中的参与倾向性、情感需要、轻松感、支配需要、理解、积极倾听、和开放的表达7个因子都与情绪应对表现出很高的负相关，而亲子沟通中的沟通灵活性与情绪应对表现出很高的正相关。
2、亲子沟通对应对方式影响的回归分析。以问题方式为因变量，以亲子沟通的8个因子为自变量。采用逐步线性回归了解亲子沟通对应对方式的影响，见表2。回归分析显示，亲子沟通中参与倾向性、轻松感、理解和开放的表达4个因子的回归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可解释问题应对方式变异的29%。以情绪方式为因变量，以亲子沟通的8个因子为自变量。采用逐步线性回归了解亲子沟通对应对方式的影响，见表2。回归分析显示，亲子沟通中的参与倾向性、轻松感、积极倾听、沟通灵活性和开放的表达5个因子的回归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可解释情绪应对方式变异的27%。
四、讨论
1、初中生亲子沟通与应对方式的关系。本研究发现亲子沟通中的参与倾向性、情感需要、轻松感、支配需要、理解、积极倾听、和开放的表达7个因子都与问题应对表现出很高的正相关；亲子沟通中的参与倾向性、轻松感、积极倾听、理解和开放的表达5个因子都与情绪应对表现出很高的负相关，而亲子沟通中的沟通灵活性与情绪应对表现出很高的正相关。因此总体而言，青少年的亲子沟通与应对方式有较高的相关度。这一研究结果与我国学者张瑞生通过研究而得出的初中生父子沟通和母子沟通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存在显著的偏相关的结论相吻合[7]。表明亲子沟通与应对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性别方面，本研究通过对青少年男女性别和亲子沟通各个因子相关分析发现，参与倾向性、情感需要、轻松感、积极倾听、理解和开放的表达6个因子都与性别存在显著的相关。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相一致，如杨晓莉和邹泓通过对602名青少年及其父母进行问卷调研，发现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生对父亲的开放表达与交流程度高于男生， 且女生与母亲的沟通在各维度得分高于男生[8]。另外，本研究在对青少年男女性别、问题应对和情绪应对的相关分析中发现，问题应对、情绪应对都与性别存在显著相关。这一研究结果也与以往研究相一致，如吴俊通过研究发现，不同性别中学生在解决问题和合理化因子上差异显著， 男生幻想应对因子分高于女生，自责和退避因子分低于女生[9]。
2、初中生亲子沟通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本研究发现亲子沟通中的参与倾向性、情感需要、轻松感、支配需要、理解、积极倾听、和开放的表达7个因子都与问题应对有很高的相关；而亲子沟通中的参与倾向性、轻松感、积极倾听、理解和开放的表达5个因子都与情绪应对有很高的负相关，表明亲子沟通与应对方式有密切的关系。进一步的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亲子沟通的4个因子：参与倾向性、轻松感、理解和开放的表达依次进入问题应对的回归方程，解释问题应对变异的29%；亲子沟通的5个因子：参与倾向性、轻松感、积极倾听、沟通灵活性和开放的表达依次进入情绪应对的回归方程，解释问题应对变异的27%。说明青少年亲子沟通的优劣对其应对方式有明显的预测作用。表明亲子沟通是影响青少年应对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结果与Sandy研究发现积极的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积极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1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应对是人在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时所采取的认知和行为措施，旨在解决问题或减轻因问题而产生的心身紧张，是缓解压力的一个重要机制。而家庭又是我们常说的避风港，家庭成员关系中父母是给子女提供避风港的人，因此良好的亲子沟通关系有助于青少年获得来自父母的支持，从而采取较为积极的应对方式缓解压力。这正如余香莲的研究所发现的，来自父亲（母亲）的精神支持与积极解决、积极求助、积极宣泄的应对方式有正相关，越是能感受到父亲（母亲）的支持的个体越能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11]。
五、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亲子沟通中的参与倾向性、情感需要、轻松感、积极倾听、理解和开放的表达6个因子都与性别存在显著的相关；应对方式中的问题应对、情绪应对都与性别存在显著相关。另外，亲子沟通中的参与倾向性、情感需要、轻松感、支配需要、理解、积极倾听、和开放的表达7个因子都与问题应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亲子沟通中的参与倾向性、轻松感、积极倾听、理解和开放的表达5个因子都与情绪应对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沟通灵活性与情绪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亲子沟通的4个因子：参与倾向性、轻松感、理解和开放的表达依次进入问题应对的回归方程，解释问题应对变异的29%；亲子沟通的5个因子：参与倾向性、轻松感、积极倾听、沟通灵活性和开放的表达依次进入情绪应对的回归方程，解释问题应对变异的27%。
参考文献
[1] 周宗奎.亲子关系作用机制的心理学分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2）：46～50
[2] 胡金燕.沟通分析对初中生亲子沟通的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11.
[3] 薛朝霞，梁执群，卢莉.（2005）.大学生应对方式研究，护理研究，8（19），1511～1512
[4] Andrews G.Life event stress，social support，coping style，and risk of 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Joumal Nervous Mental Dissection，1978，166：307～316
[5] 转引自梁向阳.（2012）.应对方式的研究综述，华章，31，253-254
[6] 张虹，陈树林，郑全全.高中学生心理应激及其中介变量的研究[J].心理科学，1999，22
[7] 张瑞生.初中生亲子沟通、学业自我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2
[8] 杨晓莉，邹泓.青少年亲子沟通的特点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8，1：49～54
[9] 吴俊.农村中学生应对方式研究[J].应用研究，2006，21（87）：576～579
[10] Sandy J.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communication with parents relative to specific aspects of relationships with parents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998，21（3）：305～32
[11] 余香莲.高中生亲子关系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1（2）：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