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翰林院之建置始自唐初，宋代以后不断增加了修史的内容。明代翰林院设置之后，几经改制，翰林院官员的额员及职掌也经多次变化。明代没有专门的修史机构，翰林院承担了全部修史之职，史学功能强化。有明一代，翰林院不仅设置了专职史官，而且还多次组织开馆撰修大型史籍，史学成就显著，影响深远。
[关键词] 明代；翰林院；建置；史学功能；强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3）04-0058-05
翰林院是我国古代自唐以来特有的文化现象，为当时社会精英聚集的场所。翰林院自建置伊始就受到朝廷的重视，在唐以后的发展中，虽内部结构和官员职掌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充备文学侍从、政治顾问依然是其传统职能。宋辽时期，翰林院逐渐增加了修史的职能。明代翰林院曾历经数次改制，承担了全部修史之职。学者对明代翰林院的政治与文化功能多有研究，但作为史学建设之阵地，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不足，几乎没有专著或论文专门论及。本文在回顾翰林院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重点对明代翰林院的建置沿革及其史学功能作一探讨，以期有利于对这一时期翰林院整体面貌的研究。
一、 翰林院源流考
“翰林”之称早在汉代就已出现，最早见于西汉扬雄的《长杨赋》，其中云：“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籍翰林以为主人。”唐人李善作注说：“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1]也就是说，“翰林”本指文学之林，是文翰荟萃之处。然而翰林真正用来作为官署名称则是在唐代。清代赵翼在其《陔余丛考》中载：“古未有以此为官名者，其设为官署，则自唐始。”[2]唐代正式设置了翰林院，此后，历代因之，其地位与职掌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唐会要》载：翰林院，“开元初置……有温大雅、魏征、李百药等时召入草制，未有名目”[3]。《资治通鉴》载：“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近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4]可见，翰林院开元初置时，官员未有名目，仅作为待诏，以供皇帝之需，“为天下以艺能技术见诏者之所处也”[5]。乾封以后，始称北门学士。至开元二十六年（738），在翰林院之南另建学士院，改翰林供奉为学士[6]。唐韦执谊在其《翰林院故事》中亦载：“由是遂建学士，俾专内命。”[7]自此，唐代翰林院的职能开始分化，原有的翰林院依旧杂处各种技能之人，而新建翰林学士院专以待文学之士，逐渐成为禁中起草诏命、参与机务的枢要部门。
五代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翰林院的设置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五代会要》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现引如下：
梁开平三年（909）十二月，以前进士郑致雍为翰林学士，非常例也。（后唐）同光二年（924）七月，以侍省内给事杨彦珞充学士院使。……天成三年（928）八月二十九日敕：“掌纶之任，擢材以居……今后翰林学士入院，并以先后为定准。”[8]
（晋）五年九月敕：“废翰林学士院，其公事并归中书舍人。”开运元年六月敕：“宜复置翰林学士院。”……周五年十一月诏曰：“翰林学士职系禁廷，地居亲近，与班行而既异，在朝请以宜殊。起今后当直、下直学士，并宜令逐日起居，其当直学士仍赴晚朝。”[9]
由此可见，五代时期，除后汉之外，梁、唐、晋、周均有关于翰林院、翰林学士的记载。后梁以郑致雍为翰林学士却并非常制；后唐制定了学士入院需以才为准则的制度；后晋翰林院曾先废而后置；后周又对翰林学士以特殊的礼遇，视为皇帝的近臣，世宗更是欲朝夕赐见，访以时事。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翰林院无论是机构还是官署的设置均不稳定，其影响既不及唐代，亦不及后世之宋代。
宋承唐制，翰林学士院与翰林院分开，成为两个完全独立的机构。翰林院掌供奉书画、捏塑、琴棋、医术、天文以事皇帝。翰林学士院，总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有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翰林权直、学士院权直等名目，是制草词、备顾问的机构，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10]。有宋一代，官僚机构庞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翰林学士院逐渐增加了修史之责[11]。如《文献通考》引欧阳修言曰：“伏见国朝之史，以宰相监修、学士修撰。”[12]
辽代有南、北面官的政治制度，翰林院是南面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翰林院掌天子文翰之事，设有翰林都林牙、南面林牙、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翰林祭酒、知制诰等职官。据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考证，此时，翰林院职官之职能大体包括起草文书、咨询顾问、临时差遣等[13]。此外，还有翰林画院、翰林医官等。辽代，因国史院隶属于翰林院，所以翰林官与史官的关系更为密切，翰林官也常常兼修史之任。如《辽史》载：邢抱朴，统和间“迁翰林学士承旨，与室昉同修《实录》”[14]。
金代官制仿辽、宋之旧。天德二年（1150），命翰林学士院自侍读学士至应奉文字，通设汉人十员，女直、契丹各七员。设翰林学士承旨掌制撰词命。设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直学士等不限员。又有翰林待制、翰林修撰、应奉翰林文字等[15]。金代翰林与国史分为两院，但翰林官常兼任国史院编修官，负责撰修国史的实际工作。
元中统初，以王鄂为翰林学士承旨，未列官署[16]。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首命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制诰典章，皆所裁定”[17]。至元元年（1264），在王鹗的建议下，建翰林兼国史院，秩正三品。后又置承旨、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数员。翰林院与国史院至此实现了合并。《续文献通考》载，“今考辽金各有国史院，元以翰林院兼之”[18]。元代翰林国史院职掌 “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其属官包括待制、修撰、应奉翰林文字、编修官、检阅、典籍等。翰林国史院职司主要是典籍史实的搜求与收藏和国史的撰述[19]。如元初成立国史院后，为修太祖成吉思汗等《五朝实录》，至元三年（1266）八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鄂等乞以先朝事迹录付史馆。次年四月，王鄂又请“延访太祖事迹付史馆”[20]。
二、明代翰林院之建置
明代翰林院承元之旧制，改变了唐宋以前独立设馆修史的形式，融合了以往学士院、翰林院之职能，集文学、政治、史学功能于一体，在当时的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代翰林院初建于吴元年（1367），“己亥，初置翰林院。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直学士正五品，修撰、典簿正七品，编修正八品。召饶州府陶安为学士”[21]。明人焦竑《玉堂丛语》亦载：“吴元年，置翰林院，开礼、乐二局，召（陶安）为学士，凡制度仪章，诸所草创，皆委之”，并赐以诰命曰：“顷开翰苑，以崇文治，设学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贤，莫先于尔。尚勤献纳，赞我皇猷。”[22]可见，翰林院在建国之初已有设置，以期能够聚集贤才，备朝廷顾问。翰林院在草创之初，依元之旧制称翰林国史院。洪武元年（1368）改为翰林院。翰林院在洪武年间曾历经多次改制。洪武二年（1369），翰林院“置学士承旨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正四品，侍读学士从四品。其下还有直学士、典簿、待制、修撰、应奉、编修、典籍等”[23]。洪武十四年（1381），翰林院改正五品衙门。革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检讨、典簿，设孔目、五经博士、侍书、待诏、检讨。到了洪武十八年（1385），翰林院定设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为正官，孔目为首领官，侍读、侍讲、五经博士、典籍、侍书、待诏为属官，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又有秘书监、弘文馆，及起居注等官后皆不设[24]。此次定设基本上奠定了明代翰林院的基本格局，即正官、属官与史官三大体系，一直延续至明末未曾改变。而翰林院官员在职位、数量、品秩方面会因各朝具体情况的不同略有差异。如建文朝改制，“设文翰、文史二馆，文翰以居侍读、侍讲、侍书、五经博士、典籍、侍诏，以隶翰林”[25]。太宗朝，废除了文翰、文史二馆，但仍以修撰、编修和检讨为专职史官，隶翰林院。永乐初“命编修等官于文渊阁参预机务，谓之内阁，渐升至学士及詹事府诸职。洪熙元年（1425）以辅导任重，加升至师保，及尚书、侍郎、卿使。仍兼学士、大学士。自后因之”[26]。英宗正统年间，“命兵部重定官员……翰林院编修、检讨、六科给事中、中书舍人、监察御史俱近侍各添一名”[27]。世宗嘉靖年间，“复定讲、读、修撰各三人，编修、检讨各六人，皆从吏部推补，如诸司例”[28]等。
明代重视翰林院的建设，因而终明一代，历经多次改制。明代翰林院职责广泛，其正官系统，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凡经筵日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孔目掌文移。属官系统：侍读、侍讲，掌讲读经史；《五经》博士，各掌专经讲义，继以优给圣贤先儒后裔世袭，不治院事；侍书，掌以六书供侍；待诏，掌应对[29]。不难看出，翰林学士统领整个翰林院，而其属官多以文学、政治顾问居之。不仅如此，翰林院的史官系统更是承担了前代翰林兼国史院、秘书监、史馆、著作局等机构之职能，史学功能强化。
三、明代翰林院史学功能的强化
明代翰林院史学功能的强化首先表现为，从翰林院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明代翰林院承担了全部史务工作。翰林院自唐代设立以来，历朝均有因袭，其职掌也多有变化。唐玄宗开元年间初置翰林学士院，专以待文学之士，负责草拟诏敕，逐渐成为禁中起草诏命、参与机务的枢要部门。翰林学士院在以后的不断发展中又逐渐增加了修史之职能。在北宋与辽时期，翰林院官员兼任史官的现象相当普遍。辽代国史院隶属于翰林院。金代，国史院虽没与翰林院合并，但“当时翰林官兼史职事实上已形成了不成文的制度”[30]。元朝并史事于翰林国史院。明代又继承发展了这一制度，“虽沿用唐宋学士院旧名，其实即历代国史著作之任”[31]，“一代记载专属词臣”[32]，终明一代，翰林院承担了全部的修史之职，史学功能强化。
其次，翰林院在明代不同时期，其功能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内阁的问世是翰林院功能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此后，翰林院更多地转向了史务工作。明初，翰林院官员在政治上多有表现，“备顾问于内庭，参密命于翰苑”，“凡仪礼制度、考文之大柄，一以付之；论道经邦之辅，由此其选；而政之枢要、史之权衡，皆所综焉”[33]。如宋濂，明初因荐举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官，后得明太祖重用，以至“每旦必令侍膳，往复咨询，常夜分乃罢”[34]。洪武三年（1370），太祖曾谕翰林院云：“翰林虽职文学，既列禁近，凡国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知无不言，唐陆贽、崔群、李绛在翰林皆能正言谠论，裨益当时，汝等宜以古人自欺。”[35]翰林院官员多被视为皇帝近臣，职掌起草诏命、参谋顾问，有权参与朝廷决策，与唐、宋时期的翰林学士院职掌颇为相似，翰林院的政治地位在逐步提高。尤其是在丞相制度废除之后，至建文年间，翰林院的地位盛极一时，翰林官也多被重用。如黄子澄、方孝孺等不仅可以议论朝政，还为皇帝出谋献策。方孝孺尤被信任，“国家大事辄咨之”，“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36]。他们甚至还曾参与政治活动，协助建文帝“削藩”，政治地位显赫。然而，内阁的出现逐渐扭转了这一局势。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逐渐发展到顶峰，内阁在此时应运而生。内阁设于明成祖永乐年间，初隶属于翰林院，掌草诏、顾问之权。英宗以后，内阁逐渐与翰林院分离，成为独立的机构。正如明人所说：“永乐、洪熙二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人不得与闻。”[37]即“官至三殿、一阁、二坊大学士，无入内阁旨，不得与机务也，虽编修、赞善等官，有入内阁旨，亦得预机务。”[38]明代选拔皇帝近臣入直内阁，独掌拟旨大全。随着内阁权位的不断提升，翰林院的草诏之权为内阁所剥夺，其政治功能日趋削弱，逐渐成为司掌文墨的文翰机关，更多地转向了撰述修史等史务工作中，史学功能日益强化。
明代翰林院史学功能的强化还表现为史官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史学成果的大量涌现。如上文所述，明翰林院经洪武十八年定制，分为正官、属官与史官三大系统。史官是明代的常设官员，即便在翰林院屡经改制、史馆罢废的情况下，依然设置史官负责撰述、修史。明代翰林院以修撰、编修和检讨为专职史官，“史官之职，修撰掌撰述，编修掌纂缉，检讨掌检阅，凡史事俾专掌焉”[39]。又据《明史》载：“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凡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誊黄册封等咸充之。”[40]史官职能广泛，以撰述修史为核心，是明代史务工作的主力军。
明代翰林院史学成就显著。每遇修史任务，翰林院则召集官员开馆修史。修史班子往往以史官为核心，担任史籍的撰修官，在与翰林院其他官员的密切配合下，共同完成修史任务。明代最为重要的官修史学成果都是由翰林院组织编纂的，如《明实录》即为其中之一。明代重视对皇帝《实录》的例行纂修。据《宣宗实录》载，（宣德元年四月）上御奉天门，谓行在礼部尚书胡濙曰：“纂修实录，国家重事。自古帝王功德，传之万世，只凭史书。”[41]每届政府为修前朝《实录》都会搭建一个庞大的修史班子，聚集包括史官在内的翰林院官员负责编纂修史。这样的纂修制度一直保持了近两百余年，是明代最为重要的官修史学活动。《明实录》记载了明十五帝事迹，共三千余卷。现今，大部分《明实录》都被很好地保存下来。明代翰林院还组织编纂了一批大型经世史书，如《永乐大典》是明代所修的大型类书，始于明永乐元年（1403）七月，后经重修，永乐六年（1408）正式完成。《永乐大典》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分装11095册，约3亿7千多万字，收入的古籍总数有七八千种之多，卷帙浩繁，前所未有。《明会典》是明代官修的典制体史书，先后历经三次纂修。每次《会典》的纂修与校勘都由皇帝下诏，派资历较深的如大学士之类的朝廷重臣担任，如弘治年间的徐溥、万历年间的张居正、申时行等皆是。此外，明代在翰林院的组织下，还纂修了诸如《大明一统志》、《宋元续通鉴纲目》等史书，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限于本文篇幅，此不赘述。
四、影响
翰林院自唐代建立以来，其传统的文学、政治功能一直占主导地位。明代翰林院集唐宋以降历代翰林院之大成而又有新的发展。明代无独立的修史机构，而以翰林院负责修史之职。内阁设置之后，翰林院的政治职能削弱，史学功能得到空前的提升，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为有清一代翰林院的发展提供了范例，奠定了基础。
清代翰林院之建置仿照明制，又有所发展。清初，由于各项政治制度尚未健全，翰林院或隶属于内三院，或作为独立的实体而存在，屡有废置。直到康熙九年（1670），重新改内三院为内阁，翰林院便从此固定下来，仍然承担一国修史之重任，终清一代，体制未再发生变化。经过多次损益之后，翰林院的职官额定为：掌院学士，满、汉各1人；侍读学士、侍讲学士，满员各2人，汉员各3人；侍读、侍讲，满员各3人，汉员各4人；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无定员。康熙年间因史务繁重，翰林院史官编修、检讨等也随之大量增员，多达近二百人[42]。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发展到顶峰。翰林院在这一时期的草诏、顾问等政治功能日趋削弱，逐渐为明代内阁、清代内阁、南书房、军机处所取代。与此同时，从明代开始，翰林院史学功能日益强化，到了清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年间设立南书房负责批答诏令，雍正年间又设有军机处掌军事机要，大大强化了君权。翰林院不参与政事，没有政治实权，沦为普通文翰机关。翰林院官员在撰修本朝官修史书、整理中国古典文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辑等，其内容之丰富、记述之详密远胜于前代，给世人留下了一笔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
近代以来，随着 “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不少翰林学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不仅精通史学，是文化界的精英，还有不少活跃于政治、经济等领域。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祚终，翰林院虽与之偕亡，但翰林精神作为文化的象征一直被人们铭记于心。明代以后，翰林院政治地位下降，相反其史学功能、社会文化功能却在逐步增强。翰林院向来为近侍清贵之职，翰林官员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他们潜心致力于学术，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史学文化。近代学者梁启超曾精辟地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发达。”[43]审视当下史学之发展，是否有好的学术氛围、受社会尊重的学术环境以及知识分子对学术的态度与情怀，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然翰林院之于史学建设可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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