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菀猐梁启超对希望的宣传和讴歌引人注目，也使希望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希望不仅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将人引向未来；而且决定着人的成败，既是社会历史的主导力量，又是造就英雄的质料。在梁启超那里，正如希望具有多重内涵和意蕴一样，希望具有多重旨趣和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希望；“未来的观念”；“社会的观念”
[中图分类号] B259.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16）01-0055-07
希望是梁启超乐此不疲的话题，他对希望的热情和讴歌引人注目。可以看到，梁启超不仅作《说希望》，而且在其它论作中反复提倡希望。这使希望具有了多重内涵和意蕴。事实上，希望在梁启超那里既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又具有宗教意蕴，同时与他对英雄的膜拜和对宗教的虔诚密切相关。有鉴于此，探究梁启超的希望说，有助于加深对梁启超哲学和宗教思想的把握。
一、希望与未来
对于梁启超来说，希望是一个生存论概念，与人的特殊生存方式密不可分，甚至是人的本质所在。这就是说，希望对于人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与其他存在的本质区别即在于希望。不仅如此，希望的有无、广狭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梁启超强调，希望对于人的存在意义非凡，为人支撑了未来的世界。具体地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生存方式，人有两个世界——一是现在界，一是未来界；人不仅仅活在现实界，而且存在于理想界。如果说拥有未来界是人有别于动物的独有生存方式的话，那么，希望则作为联结人之现在与未来的媒介，直接决定着人之未来界。这是因为，希望将人引向未来，使人为了理想活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
人莫不有两境界：一曰现在界，二曰未来界。现在界属于实事，未来界属于希望。人必常有一希望焉，悬诸心目中，然后能发动其勇气而驱策之以任一切之事。[1]
天下之境有二，一曰现在，一曰未来。现在之境狭而有限，而未来之境广而无穷。[2]
甚哉，希望之于人如此其伟大而有力也！凡人生莫不有两世界：其在空间者，曰实迹界，曰理想界；其在时间者，曰现在界，曰未来界。实迹与现在，属于行为；理想与未来，属于希望。而现在所行之实迹，即为前此所怀理想之发表；而现在所怀之理想，又为将来之所行实迹之券符。然则实迹者理想之子孙，未来者现在之父母也。[3]
依照这个说法，人的生活是由现在界和未来界组成的，两个世界对于人来说，既缺一不可，又各有不同：现在界属于实迹，是现实的，既定的，狭隘而有限；未来界属于希望，是理想的，未定的，广大而无穷。这意味着两个世界对于人生的意义大不相同，也体现了希望的价值所在。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进而指出，正如现在界之实迹是昨日之理想所造，昨日之理想决定了今日之实迹一样，未来界如何取决于现在之希望——希望搭建了从现实通往理想的桥梁，更引领了未来的方向，甚至决定了未来的模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理想性的存在，人是希望造就的；人究竟为现在活着还是为未来活着，直接决定着个人的境界和社会的文野。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在人的两个世界中更注重理想界，故而将希望说成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和判断文明人与野蛮人的标准。于是，他反复声称：
故人类所以胜于禽兽，文明人所以胜于野蛮，惟其有希望故，有理想故，有未来故。[4]
故夫希望者，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文明之所以异于野蛮。[5]
其次，梁启超认为，希望鼓舞人的奋斗和进取之雄心。要进行创造，总要有创造的动机，人类行为的所有动机归根结底都在于对现在的环境不满意或不安心，想另外开拓出一种新的环境来。这表明，人类创造的动机在于希望——希望改变现状，希望明天更好，心中常驻希望是人乐于创造、孜孜以求的动力源泉。其实，人类的进化之途就源于希望之旅，不惟生理欲望和衣食饱暖的需要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一切宗教、道德、政治、法律的产生和变革都源于人之生存的希望。对此，他解释说：“人类者生而有欲者也。原人之朔，榛狉无知，饥则食焉，疲则息焉，饮食男女之外，无他思想。而其所谓饮食男女者，亦止求一时之饱煖嬉乐，而不复知有明日，无所谓蓄积，无所谓预备，止有肉欲而绝无欲望，蠕蠕然无以异于动物也。及其渐进渐有思想，而将来之观念始盟，于是知为其饮食男女之肉欲谋前进久长之计。斯时也，则有所谓生全之希望。思想日益发达，希望日益繁多，于其肉欲之外，知有所谓权力者，知有所谓名誉者，知有所谓宗教道德者，知有所谓政治法律者，由生存之希望，进而为文化之希望。其希望愈大，而其群治之进化亦愈彬彬矣。”[6]
在梁启超看来，如果说人的创造活动在欲望的驱动下进行，那么，鼓起人之欲望的则是希望。正是在希望的鼓动下，人才能够振作精神，排除万难，达到理想的彼岸。因为只有希望才能催生人的进取冒险精神，希望有多大，进取冒险之雄心就有多大。希望无论对于个人的成败还是对于社会的进化都至关重要，为人在现实世界之外开辟了“第二之世界”。他宣称：“进取冒险者，希望之代价也。彼禽兽与野蛮人，饥则求食，饱则嬉焉，知有今日而不知有明日。人之所以为人，文明之所以为文明，亦曰知明日而已。惟明日能系我于无极，而三日焉，而五日焉，而七日焉，而一旬焉，而一月焉，而一年焉，而十年焉，而百年焉，而千万年焉，而亿兆京垓无量数不可思议年焉，皆明日之积也。”[7]梁启超认为，人为理想活着，心系明天可以让人在逆境中坚韧不拔，重新燃起希望，并且愿意为了明天而做出牺牲，甘愿以目前为代价而“购此未来”。正因为如此，希望越大，人的事功越大；为了达到理想付出的艰辛越多，所达到的理想境界也就越美。
再次，梁启超认为，希望不仅是人的本质，决定着人类社会的文野，而且作为价值旨趣决定着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和对暂时利益与长久利益、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权衡。这是因为，希望指向未来，作为人对于“将来的观念”使人心系明天。这使希望对于人和人类社会具有了两个巨大作用：第一，希望引导人摆脱褊狭和固陋，把目光投向无限遥远的未来。于是，为了长远的、今后的利益舍弃当前的、个人的利益，情愿以今天的付出为明天储蓄正能量。第二，更好地处理目前与未来、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以未来为目的、以现在为过渡中超越个人的得失胜败。对此，他论述说：“希望者固以未来的目的，而尽勤劳以谋其利益者也。然未来之利益，往往与现在之利益枘凿而不能相容，二者不可得兼，有所取必有所弃。彼既有所希望矣，则心中目中必有荼锦烂漫之生涯、宇宙昭苏之事业亘其前途，其利益百什倍于现在，遂不惜取其现在者而牺牲之，以为未来之媒。”[8]
借助希望这个话题，梁启超更想说的是，希望对于个人的成败得失至关重要，对于国家的强弱兴衰以及前途、命运也不例外：“若是者，岂惟一私人为然耳，即一民族亦有然。伟大之民族，其举动常有一远大之目的，汲汲焉向之以进行，历数十年数百年如一日。”[9]具体地说，他之所以大力讴歌希望，就是为了凭借希望改变中国人的恋旧观念，代之以“未来的观念”，以此增进人的进取冒险之雄心。于是，梁启超声称：“我中人日奉一足止以为主义，恋恋于过去，而绝无未来之观念，眷眷于保守，而绝无进取之雄心……我国民其有希望乎！其各立于所欲立之地，又安能郁郁以终也。”[10]他强调，在中国近代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中华民族的生存到了最严峻、最危险的时刻，希望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甚至可以说，中国人是否心中希望常驻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有鉴于此，梁启超十分推崇希望，将之视为振奋人心和救亡图存的精神鼓动剂。道理很简单：各国的改革或革命都是在希望的鼓动下发动而成功的，如果人人皆绝望之人，中国遂无希望；如果人人皆满怀希望，则中国大有希望。为了让国人明白这个道理，梁启超以英、法、美为例，总结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语重心长地告诫国人：“且非独个人之希望为然也，国民之希望亦靡不然……吾国其非绝望乎，则吾人之日月方长，吾人之心愿正大，旭日方东，曙光熊熊。吾其叱咤羲轮，放大光明以赫耀寰中乎！”[11]他讴歌、提倡希望，就是为了锻炼中国人的受挫能力，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在列强环视的困境中，对中国的前途充满希望，进而以百倍的信心为救亡图存而进取冒险、奋斗不息。
二、希望与成败
梁启超关注希望，是因为希望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人有别于禽兽的本质确证。除此之外，希望还决定着人的成败、得失，正如希望与绝望的不同心境会使人的世界相去天壤一样，功绩赫赫的英雄就是由希望造就的。
首先，循着“境者心造”的思路，梁启超将希望说成是人之成败、进退和得失的决定因素。这不仅因为希望可以使人拥有冒险之雄心，在人之行动时鼓动人去进取冒险，勇往直前；而且在于希望能够使人在行动失败后百折不挠、愈挫愈奋，想着自己的目标勇往直前，最终在屡败屡战中臻于自己的理想。他坚信，人成功与否关键并不取决于客观条件和机遇，而取决于人抵御受挫的毅力。志向越大，成功的难度越大，人要为此承受的压力也随之增大。希望就是抚慰心灵、安抚受挫之心的良药——甚至可以说，希望有多大，人的毅力有多大，抵御受挫之心之能力就有多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一再断言：
天下古今成败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败，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盖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两境，又常相间以迭乘。无论事之大小，而必有数次乃至十数次之阻力，其阻力虽或大或小，而要之必无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其意以为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骤尝焉，而阻力猝来，颓然丧矣。其次弱者，乘一时之客气，透过此第一关，遇再挫而退。稍强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强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难，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者也。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则小逆之后必有小顺，大逆之后必有大顺，盘根错结之既破，而遂有应刃而解之一日。[12]
当知古今天下无有无阻力之事，苟其畏阻力也，则勿如勿办，竟放弃其责任以与齐民伍。而不然者，则种种烦恼，皆为我练心之助；种种危险，皆为我练胆之助；种种艰大，皆为我练智练力之助，随处皆我之学校也。我何畏焉？我何怨焉？我何馁焉？我愿无尽，我学无尽，我知无尽，我行无尽。[13]
依照梁启超的说法，人通往成功的道路千千万万，共同的法则是：付出与收获成正比，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由于成功与遇到的困难、挫折成正比，毅力随之变得至关重要；有毅力事竟成，无毅力则必然陷入失败。究其原因，成败的秘密在于诚伪两字，只有毅力超群，才能有足够的胆力、魄力面对逆境毅然决然，百折不回。
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强调，在人生的旅途中，逆境远远多于顺境。这意味着挫折、失败与人生如影随形，乃至成为人生的常态。正是人生的不如意之事十之**，决定了希望的不可或缺、弥足珍贵。对于希望究竟有多重要以及希望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他论证说，假如相信某事不可不办便去办了，尽管固陋、卤莽，或许还会败事，然而，事事都去办，失败九次还有一次可能成功；相反，假如事事都不去办，则连这一次成功的机会都没有！既然尽一分之力必收一分之果，那么，尽管可能会遭受失败，也不应该被失败吓倒。只有敢于失败——确切地说，只有不计成败得失——“无希冀心，无恐怖心”而屡败屡战，才能立于胜利之地。为此，梁启超提出了全新的成败观，以“办事者立于不败之地者也，不办事者立于全败之地者也”为号召，激励人在失败时依然不熄灭心中的希望。出于这一动机，梁启超写道：“机埃的之言曰：‘希望者失意人之第二灵魂也。’岂惟失意人而已，凡中外古今之圣贤豪杰、忠臣烈士，与夫宗教家、政治家、发明家、冒险家之所以震撼宇宙，创造世界，建不朽之伟业以辉耀历史者，殆莫不藉此第二灵魂之希望，驱之使上于进取之途。故希望者，制造英雄之原料，而世界进化之导师也。”[14]
其次，为了进一步凸显、反衬希望的意义和作用，梁启超又从希望的反面——失望的角度论证说，人最致命的不是贫困或艰难，而是失望或绝望。对于一个人来说，决定其成功的关键甚至不是志向或才华，而是摆脱失望，永不绝望的毅力。这是因为：“人不可无希望，然希望常与失望相倚。至于失望而心盖死矣。养其希望勿使失者，厥惟毅力。故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者足恃。”[15]毅力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毅力可以使人向着目标勇往直前，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不至陷入失望或绝望。
梁启超总结说，就一个人的作为和成败而言，满怀希望与失意绝望之心境差若云泥，两种心情造成的后果便相去天壤：满怀希望，踌躇满志，顿觉海阔天空。于是，不畏艰难、披荆斩棘，终有达到理想彼岸之日。相反，失意无望，心灰意冷，顿觉叫天天不应。于是，裹足不前、畏难而退，终无品尝成功喜悦之期。由此看来，希望对于人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至关重要的，不啻为人的“第二灵魂”。对于希望与失望这两种心境和境遇，他反复对比说：
当希望时其气盛数倍者，至失望时其气沮亦数倍。[16]
方其希望远大之时，虽盖世功名，曾不足以当其一盼，虽统一寰区，曾不足以满其志愿。及其希望既绝，则心死志馁，气索才尽，颓然沮丧，前后迥若两人。[17]
不仅如此，人的意志、胆识和才智是随着希望增长的，希望对于人之毅力的作用有多大，失望对人的打击就有多大。其实，希望与失望不仅相反而且相生，这意味着希望越大，随之可能带来的失望也越多。对此，梁启超解释说：“然而希望者，常有失望以与之为缘者也。其希望愈大者，则其成就也愈难，而其失望也亦愈众……吾心中自有所谓第二世界者存，必不以目前之区区沮吾心而馁吾志。英雄之希望如是，伟大国民之希望亦复如是。”[18]希望与失望的相缘相伴注定了希望越大，所要承受的失望越多，对于人抗挫力和毅力的要求也就越大，同时也反衬了希望的弥足珍贵和至关重要。为此，梁启超呼吁，为了使人希望常在、意志不馁，必须增强人的胆力、魄力，以此摆脱目前的成败得失，不以眼前的失败沮丧希望，消磨意志。
再次，梁启超肯定英雄豪杰都是希望炼成的。梁启超具有浓郁的英雄情结，对英雄的祈盼溢于言表，亦令人动容。英雄是他的理想人格，而他认定英雄是希望造就的。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就在于功绩显著，开辟了一个新世界。希望对于人之成败的决定作用预示了希望对于英雄的不可或缺。在梁启超看来，古往今来的英雄豪杰都不肯安于现状，故而心中别有世界。正是心中的希望促使他们殚精竭虑，为了理想而竭尽全力，最终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成就了英雄事业：“自古之伟人杰士，类皆不肯苟安于现在之地位，其心中目中，别有第二之世界，足以餍人类向上求进之心。既悬此第二之世界以为程，则萃精神以谋之，竭全力以赴之，日夜奔赴于莽莽无极之前途，务达其鹄以为归宿。”[19]如此看来，一个人是卓然超群、名世震宇，还是默默无闻、平庸无奇，关键看他心中是不是充满希望；人们做事是持之以恒、功成名就，还是不思进取、一事无成，还要看他心中是否常驻希望。对此，梁启超总结说，中外古今的圣贤豪杰、忠臣烈子以及宗教家、政治家、发明家和冒险家之所以能创造世界，辉耀历史，建不朽之伟业，莫不借希望驱之于进取之途。从这个意义上说，英雄豪杰和一切伟大人物都是希望所成就的，常人与英雄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希望：有希望，常人可以为英雄；无希望，则英雄无异于常人。梁启超将之表述为：“英雄之所以为英雄者，固恃希望为之先导，而智虑才略，皆随希望以为消长者也。有希望则常人可以为英雄，无希望则英雄无以异于常人。”[20]
总之，梁启超认为，只要心中存有希望，常人可以作出英雄豪杰的壮举。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英雄朝思暮想注定了梁启超对希望的津津乐道，对希望价值的凸显反过来表达了他对英雄的呼唤和塑造。
三、希望与宗教
经过梁启超的论证，希望的作用得以提升和彰显，接下来便是如何培养、保持希望的问题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梁启超将希望与宗教联系起来，试图借助宗教将人引向希望之途。对于其中的逻辑和理由，他如是说：“宗教之所以异于哲学者，以其言灵魂也。知灵魂，则其希望长，而无或易召失望以至堕落。”[21]宗教热衷于人的终极关怀，不仅讲现世，而且讲来世或死后世界。这使宗教与未来密不可分，也拉近了宗教与希望的距离。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甚至说：“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宗教。”言外之意是，讲希望只能凭借宗教，或者说，希望容易将人引向宗教。与布洛赫的观点不同，梁启超并没有将宗教视为葆有希望的不二法门，并且始终将希望具有现实的指向和维度。尽管如此，梁启超注意到了宗教与希望之间的密切相关，强调无宗教，希望则无法长久。正如他所言：“无宗教思想则无希望。希望者，人道之粮也……故有形之希望，希望中之颇危险者也。若宗教则无形之希望也。”[22]希望分为有形之希望与无形之希望两种，其中，有形之希望是短期的，可以验证的，故而常因希望落空而陷入失望乃至绝望；无形之希望则是无限的，永远都不会落空，当然也不会导致失望。问题的关键是，让人永不失望的无形之希望是由宗教提供的——甚至可以说，宗教就是人的无形之希望。
梁启超进一步揭示了宗教给人以无形之希望的秘密。人生是有限的，未来却是无限的，希望属于未来界；人的肉体是有限的，笃信灵魂不死的宗教却使人之知达到无限。这就是说，宗教可以导人以希望，也可以使人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于是，他写道：“夫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故为信仰者，苟不扩其量于此数十寒暑以外，则其所信者终有所挠。”[23]正因为宗教可以使人远离失望，所以，宗教是希望的源泉。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常人引向英雄之途的是宗教。在这方面，梁启超强调英雄豪杰大都具有宗教思想，故而多次关注、探究英雄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例如，他在探讨克伦威尔（梁启超称之为克林威尔）之所以成为英国之巨人时不禁产生无限联想，肯定宗教是造就英雄的原动力。克伦威尔如此，其他国家的英雄豪杰同样概莫能外。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特别指出，真正能够使人葆有希望的宗教，非佛教莫属。这是因为，正如宗教与哲学的区别在于宗教言灵魂一样，宗教导人以希望的法宝在于讲灵魂，而惟有佛教所言灵魂最为完备。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对各宗教的灵魂之说予以比较，并且得出了如下结论：“他教之言灵魂，其义不如佛教之完。景教之所揭橥也，曰永生天国，曰末日审判。夫永生犹可言也，谓其所生者在魂不在形，于本义犹未悖也。至末日审判之义，则谓人之死者，至末日期至，皆从冢中起，而受全知全能者之鞫讯；然则受鞫讯者，仍形耳，而非魂也。借曰魂也，则此魂与形俱生，与形俱灭，而曾何足贵也？故孔教专衍形者也，则曰善不善报诸子孙；佛教专衍魂者也，则曰善不善报诸永劫。其义虽不同，而各圆满具足者也。惟景教乃介两者之间，故吾以为景教之言末日，犹未脱埃及时代野蛮宗教之迷见者也。”[24]
与此同时，梁启超依靠宗教讲希望，尚有以希望为承诺诱导人做出牺牲之良苦用心。这既涉及他对宗教的界定，又牵涉他对宗教的选择。对于何为宗教，梁启超的定义是：“宗教是各个人信仰的对象。”接下来，他对宗教定义中所涉及的各项内容逐一进行了解释：“对象有种种色色，或人，或非人，或超人，或主义，或事情。只要为某人信仰所寄，便是某人的信仰对象。”“信仰有两种特征：第一，信仰是情感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产物。第二，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有为信仰牺牲别的，断不肯为别的牺牲信仰。”“各个人”是说，“信仰是一个一个人不同的，虽夫妇父子之间，也不能相喻。因为不能相喻，所以不能相强。”[25]
至此可见，梁启超借助宗教讲希望，目的有二：第一，将希望作为一种信仰。梁启超将宗教与信仰相提并论，宗教所涉及的“对象”十分广泛，希望便在其中。第二，呼吁个人为了明天的、社会的希望，做出自己的、目前的牺牲。宗教既然是信仰，也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意味着宗教的对象便是价值所在，人甘心情愿为自己的信仰对象做出牺牲。沿着这个思路推而广之，既然希望属于未来，“将来的观念”与“社会的观念”息息相通，那么，人凭借着对希望的信仰，便可以为未来、为社会做出牺牲。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梁启超将鼓动希望的宗教说成是佛教，与佛教秉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救世情怀和牺牲精神密不可分。在他看来，“夫学佛以成佛为希望之究竟者也，今彼以众生故，乃并此最大之希望而牺牲之，则其他更何论焉。故舍己救人之大业，惟佛教足以当之矣……吾既托生此国矣，未有国民愚而我可以独智，国民危而我可以独安，国民悴而我可以独荣者也。知此义者，则虽牺牲藐躬种种之利益以为国家，其必不辞矣。”[26]
总之，梁启超认为，哀莫大于心死，失望对于人的打击是致命的。失望的后果多可怕，希望的作用就多巨大。为了避免绝望，远离失望，他将希望寄托于无限遥远的未来，借助宗教追求无形之希望。梁启超提倡希望是为了培养、引领中国人寻求新的信仰，即超越目前的、个人的成败得失，将中华民族的希望作为自己的信仰。梁启超之所以提倡宗教是为了以宗教改善、引导人的情感，而他呼吁培养人炽热情感的根本目的之一则是让人对未来、对国家充满希望。
四、希望的多重旨趣和意义
对希望的津津乐道与梁启超提倡希望的良苦用心和宗旨密切相关，不仅使希望具有了多重意蕴和内涵，而且使希望拥有了多重意义和价值。
首先，希望说与梁启超的心学旨趣一脉相承。梁启超断言“境者心造”，将心、心力奉为世界本原，而他所渴望、期盼的心、心力具体指情感而非理性。这就是说，被梁启超奉为世界本原的造境之心指人的情感好恶、自然欲望和自由意志，他称之为“诚”、热度情感、信仰，也就是“希望”，或称“将来的观念”、“未来的观念”。由此可见，正是对心的推崇决定了梁启超对希望的热情，希望由此成为梁启超心学的一部分，也是其心学的具体贯彻和展开。作为中国近代的心学家，梁启超将“境者心造”的心学逻辑运用到对人生的审视和设计中，特别重视至诚、希望等情感因素对于人、社会和历史的决定作用。以希望为因，创造所希冀的未来之果，是梁启超推崇希望的目的和思路所在。
其次，梁启超推崇希望，旨在鼓动、激发中国人的乐观精神。信凭希望将人引向未来，让沮丧甚至濒临绝望的人重新燃起希望是梁启超宣传、提倡希望的初衷。就梁启超个人来说，正是希望使他成为乐观派，始终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充满信心。这用他本人的话说就是：“我对于中国政治前途，完全是乐观的，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象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哪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对于人人认为退化的政治，觉得他进化的可能性却是最大哩。”[27]就近代的中国社会来说，“希望”则是中国的希望，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和命运。梁启超坚信，国民恒立于其所欲立之地，如果一国之人皆曰国将亡，满国都是失望之人，中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相反，如果人人都充满希望，中国非但不会亡国，还将会走向光明的前途。
再次，希望与梁启超的新民目标相印证，旨在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和乐于进取，勇于创新的品格。正如将中国国民素质的低劣视为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一样，梁启超提倡新民，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国民的爱国心和进取冒险精神。这些均与理想密不可分，希望更是与理想相伴而生。这就是说，国家的强弱与国民的志趣、品格如影随形，而国民的志趣、品格则取决于理想。这使理想成为提升国民素质、振兴国家的关键，而中国人理想的最大缺失就是无爱国心。基于这种分析，梁启超得出结论：中国的当务之急不仅在于树立理想，更在于将理想与爱国观念联系起来——准确地说，是凭借理想增强爱国心。
那么，如何树立理想，并将爱国心注入中国人的理想之中呢？梁启超提出的具体途径是树立国家和未来的观念，以理想指向未来，使人心中常驻希望。基于这一思路，他依靠希望不仅将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而且将个人与国家联为一体，强调使个人通往明天的“将来的观念”是通过“社会的观念”实现的。质言之，人只有摆脱小我之肉体的局限，将自己与群体、社会和国家联为一体，才能在以群体、社会和国家之体载我之灵魂中岿然不死。在希望的鼓动下，借助“社会的观念”和“将来的观念”，将个人与社会、国家联为一体，是梁启超所讲的人“死后而有不死者存”的要义，也是他声称人若想不死必须先明白“死学”的秘密。梁启超指出，希望将人之个体与群体联系起来，人之“将来的观念”决定了人是希望的存在。不仅如此，与“将来的观念”一样，作为人之本质的还有关于“社会的观念”。正是“将来的观念”和“社会的观念”使人超越暂时的、个体的存在而追求长久的、群体的利益，将个人的命运与家族、群体和国家联为一体，从而个人甘愿像牺牲现在利益而购买明天一样为国家、社会做出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观念”与“将来的观念”一样对于人不可缺少，二者都是人的本质所在：“夫社会的观念与将来的观念，正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也，苟其无之，则与禽兽无择也。同为人类，而此两观念之或深或浅或广或狭，则野蛮文明之级视此焉，优劣胜败之数视此焉……虽然，既已谓之人类，则此两种观念者，则已自无始以来之羯磨而熏之受之，虽有深浅广狭，而其本性中无此根器者，未或闻也。故虽有愚不肖之夫，要能知节制其现在快乐之一部分以求衰老时之快乐，牺牲其本身利益之一部分以求家族若后代之利益。”[28]这样一来，“社会的观念”和“将来的观念”使人成为未来的、希望的存在；反过来，希望促使人牢固树立“社会的观念”和“将来的观念”，从而更好地从现实之境达到希望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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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21][23][24]《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08页。
[25]《评非宗教同盟》，《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6～3967页。
[26]《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07页。
[27]《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2页。
[28]《余之死生观》，《梁启超全集》（第三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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