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田会议决议》是在贯彻中共六大精神的推动下形成的。中共六大相关决定的出台，是《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重要方针政策依据；中共中央对六大精神的认真贯彻，是《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重要组织推力；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对六大精神的具体落实，是《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重要直接动力；毛泽东在红四军中贯彻六大精神的相关举措，是《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重要实践前提。
【关键词】中共六大；《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
【中图分类号】D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4—0075—08
《古田会议决议》即1929年12月28—29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乡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的总称（正式名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核心之点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其支撑之点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决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我们党和军队的建设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和建军的经验，不仅为红四军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全军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古田会议决议》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奠定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基础。《古田会议决议》的诞生标志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形成。我们党和军队各个历史时期制定的政治文献，都传承着《古田会议决议》的基因。
《古田会议决议》形成是诸多合力促成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黄埔军校及其东征军、北伐军和八一南昌起义军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是《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重要经验借鉴；毛泽东“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是《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重要实践基础；中共六大精神贯彻的推动，是《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重要动力；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的纠正，是《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根本动力。本文仅就《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与中共六大的关系试作探讨。
一、中共六大相关决定的出台，是《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重要方针政策依据
《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距中共六大闭幕大约一年半左右，它的形成必然会受到中共六大精神的推动、促进与影响。早在中共六大前， 192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关于组织工作》。《通告》指出：“党的成份的改造，党员思想的改造，指导机关的改造，一切工作方法的改造，党与群众组织关系的改造，党内干部之形成，尤其成了党的组织的最严重的问题。”[1]77-84中共中央在1928年4月的《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和1928年5月25日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两个文件中就对敌军和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做过规定。对于在敌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前一个文件指出：“建立党的士兵支部使能分化并领导一部分士兵群众成为工农的武装势力”，“建立兵干支部是很必要的”。“士兵运动中的党组织，应以每连为支部单位”，“每排能成立一小组不超过五人”。[2]174后一个文件指出：“在反革命军队中为保守秘密，党与团应合并组织，受军委或兵委的指导。反革命军队中团设支部，连设支分部。每连党员人数不可过多，且须有严密的组织，支分部书记只与各小组组长发生关系，同志只与所属小组组长发生关系。”[2]220对于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后一个文件指出：“红军党的组织亦应以团为单位，设立支部，连设支分部，惟在目前红军战斗尚多以连为单位，每连同志人数如较多时，得暂以连为单位，设立支部。”“红军中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红军兵士不仅为战斗员，并应为战地宣传组织人员，红军应由苏维埃政治委员监督军官，并负责进行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应即为党的代表，最好由工农分子充任，能了解军事的更好。”政治委员在党内属于师委，同时即为支部或支分部的负责人员，对党员应有秘密特殊之训练，但对外不得用党代表名义，应代表苏维埃进行兵士群众的政治教育。“政治委员应负责改良红军兵士生活，办理体育娱乐事项。”[2]220上述两个文件的出台，无疑说明，当时的中共中央无论是对敌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是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是相当重视的。
1928年6-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在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大会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革命形势，指出当时中共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六大对于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意识给予了严重注意，指出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的方法，为后来《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奠定了政策导向基础。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工作报告、刘伯承所作的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及会后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号——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等，在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尤其在指出党内军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意识及其纠正方法、加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28年6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讨论政治报告发言时就曾指出：要加强“党的政治教育”，学习革命理论，反对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形式主义和绝对的民主制错误倾向。[2]326对于军事工作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1928年6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曾对中共军事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做了系统总结，指出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在将领中间开展了政治工作，而没有在士兵中间做这项工作。”“没有军事工作中心，也没有对这项工作的相应态度。我们把在其他工作中不好使用的较差同志派到军队中去。结果在军队中我们没有联系，没有受过训练的军人党员。”[3]501-503周恩来的这一总结，对促使中共六大制定出科学正确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策略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在7月3日《六大以后军事工作的主要任务》报告中，对于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周恩来指出：“红军一定有政治工作，党负责政治工作，政治部是党在军队中最高机关。红军绝对取消党代表，党代表是从国民党产生的，在苏联只有政治委员，由苏维埃政府派，但多半是党员。”“党员军事化是根本问题”，“党应起中心作用，或领导作用。”[2]360-361对军阀军队的工作，7月3日，刘伯承在中共六大《军事问题补充报告》中也指出：“共产党军事政治工作之一个首先的任务，便是要破坏并夺取统治阶级之武装力量，在海陆军警察中进行政治的与组织的工作。”“在士兵中做群众鼓动工作”，“在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们的组织，以便在该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我们在军队中党的发展，必须普遍地注重于质量。”[2]367-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