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学校有钱了，而乡镇发展没有那么快，乡政府官员就拿着吃喝的白条到学校报销，学校成了政府的提款机。”
张少春坦言，由于过去在监管上存在薄弱环节，很多地方存在浪费、截留、挪用、虚报教育经费的现象。今后，监管将更加严格。张少春说，“第一，必须加强学校预算和财务的基础工作，进行夯实，对基层教育经费监管的基础工作要有制度性保证。第二，教育部正在考虑，加强使用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技术支撑，对学校基础管理工作给予保障，加强政府对教育经费的保证、使用的督导。”
如何加强监管，确保教育经费用到实处？
郭传杰建议，一是要加强预算管理，将教育预算草案公开，向公众说明预算的依据，解释资金的分配方式和用途，听取各方意见。二是要加强使用过程的全程管理，严防挪用、贪腐。在诚信缺失、吃喝成风、贪腐之势尚未遏制的现实情况下，希望纪检监察部门，要早介入、有措施，从体制机制入手，确保纳税人的钱用到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朱永新认为，要对重大教育投入有论证和公示制度。很多代表委员表示，在4%实现以后，要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闵维方建议，要通过管理创新提高经费使用效率：一是教育经费的分配应进一步科学化，建立基于成本分析的拨款机制，嵌入效率的激励机制。二是扩大高校经费使用自主权。要使效率最大化，就要有自主权，同时加强管理和审计。三是建立科学、系统评价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的指标体系。四是建立健全教育经费使用的及时监测和及时预警机制。使经费使用科学、合理、高效。
对于4%的未来，如何确保4%持久兑现并逐步提升也成了代表委员的“心病”。
郭传杰表示，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对于完成4%的目标，总理下足了决心，各地方政府也在努力保证，因此我们有信心，“但是，明年呢，以后呢，都能确保吗？事实上，据统计，在过去20年间，教育投入就出现过两次上升又逆转的波动情况。”郭传杰感慨，“千万别过几年后，哪一天委员们又要为4%去奔走呼号！那可叫人伤心了！”
朱永新直言：“必须看到4%仍然比2008年世界平均水平的4.5%低一些。这说明我们在教育投入上还有空间，4%并不是最终目标。”但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实现4%的目标之后就要急于提出下一步指标。落实以后还得巩固一段时间，从地方政府的财力来说，巩固4%的成果在当下更为重要。
张少春也明确表示：“并不是实现这个目标之后，就完成了历史任务，我们要在这个起点的基础上，继续努力，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不断增加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在今后也应不断提高。”
为确保4%能持久兑现并逐步提升，郭传杰建议，一是在正在着手修改的《教育法》中，明确规定“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在占GDP4%的基础上，逐年增加”，他指出，1995年颁发的《教育法》中提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的约束力不强。二是有关部门要研究出确保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保证。“仅靠领导指示和临时政策，是靠不住的，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郭传杰说。
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呼吁了19年的4%即将实现，但教育问题却远远没有解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陈勉说：“达到这一目标并不是教育的本质，教育发展还有深层次问题值得反思。”
4%，只是中国教育一个新的起点，未来，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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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的由来
198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达了一个任务，要求研究政府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多大比例比较合适；在大力发展教育、教育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政府教育投入应该是多少才算合理。
我们主要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相当于1955年的苏联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水平。这个经济水平不好比，通过数学方法，能够找到同一个水平的来予以衡量。当时选择了39个国家，其中15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建立数据库，用模型计算出来，得出结论。
根据邓小平讲的200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到1000美元的标准，我们按照当时人民币与美元的实际汇率来换算，再给出一个公式来计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的教育支出应占GDP的3.87%。这个结论提交后，全国人大很重视，有关部委包括教育部、国家计委的负责人都专门听取了研究报告。
后来经过上下反复研究，许多部门共商，中央政治局决定，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末达到4%，并将这一决定最终写入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链接资料摘自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王善迈的《4%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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